“顺”还是“剖”杠杆配资，是每个即将成为母亲的人在怀孕过程中最大的困惑。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产妇进行剖宫产的比率正在逐年升高。据《2025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产科专业）》显示，2017年至2024年我国剖宫产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其中初产妇剖宫产率的上升趋势更为显著。2024年全国剖宫产率达48.57%，较2017年的43.36%上升5.21个百分点，相对涨幅达12%；2024年，全国初产妇剖宫产率升至49.94%，较2018年的37.69%上升12.25个百分点，相对涨幅达33%。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将理想的剖宫产率，设定为所有分娩的10%到15%之间。
2017-2024年间，我国剖宫产率走势图。（图源：《2025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产科专业）》）
为什么临床上会有如此多的“准妈妈”们进行剖宫产手术？甚至剖宫产已然成了90后母亲们的一种集体性选择，“身边同龄人（90后）少有人自然生产，且一旦劝人自然生产，就容易被打上‘不爱自己’的标签”。和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自然分娩的推崇一样，分娩方式的选择都莫名与母亲的品行挂上了钩，但实际上，并非每一位做出选择的母亲都是在真正全面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的。
在《分娩之痛》一书中，作者蕾切尔·索默施泰因（Rachel Somerstein）头胎就经历了一场毫无预兆的“顺”转“剖”，且术后的阴影存在了很长时间。这些微妙复杂的感受都是她在目前关于剖宫产的公开讨论中，很难提前预知的。为什么在一个剖宫产率如此高的社会中，作为母亲本人对这一手术的了解渠道却如此有限？她搜集整理了关于剖宫产手术的历史，也采访了多位有相似经历的母亲，发现对孕妇自主权的剥夺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这一分娩方式的流行背后，还有很多与医疗无关的因素干预。
除分娩方式外，今天的产科病房中作为生育主体的母亲也在被持续边缘化。当越来越多医院开始用人工智能解读胎心监护图，当整个系统越来越坚信视觉上的“无所不知”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时，产妇的主观感受和亲身经历就更难被看到了，而这些原本是在分娩这件事上最重要的判断依据。
母亲节之际，今天的这篇文章结合《分娩之痛》，谈谈成为母亲过程中的这次重要的选择。不论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一次良好的分娩体验都应该是建立在产妇的自主权上——能感受到与周围人的情感联结，以及觉得自己的分娩经历得到了尊重。这背后是一个承认生育是人生最伟大的生产形式之一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号上的“鼓励生育”。
撰文 | 申璐
顺产还是剖宫产？
关于剖宫产，一个更熟悉的表述是“剖腹产”。后者侧重描述腹部被切开这一特征，但很容易被误解为仅仅是切开腹部。
一台常规意义上的剖宫产手术并非如此。医生究竟切开了多少层组织？这个过程中，哪些组织只是被撑开的？索默施泰因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次“顺转剖”。她在分娩的剧痛中支撑近24小时后，被告知顺产希望破灭。随后，她被推上轮床送入手术室——麻醉师通过脊髓麻醉或硬膜外麻醉对产妇进行局部麻醉。接着，外科医生会用手术刀在耻骨联合上方切开腹部，依次切开皮肤、脂肪层以及覆盖在腹肌上的筋膜。其间，医生会用手将腹直肌撑开，而不是切开它们。紧接着，医生会再切开腹膜，腹膜是一层像密封袋子一样包裹着腹腔内器官的组织。为了更便于触及子宫，医生会把膀胱移到一边，再切开子宫。最后等婴儿出生后，外科医生会将子宫托出腹腔，以便将其完全缝合。
《产科医鸿鸟》剧照。
一般而言，剖宫产大致分为两类，计划性和非计划性。后者根据从决定手术到开刀间隔，又可以细分出非紧急、紧急和极度紧急三个分支。而前者有时也被称为“择期剖宫产”，这个说法具有相当的误导性，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产妇做出的选择，但实际更多指向的其实是所在医院的手术室排期。据索默施泰因介绍，在美国，大多数剖宫产都不是计划内的，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产程停滞，但临床判断中这个标准又很模糊，很多产妇也许可以“顺”，但因为各种原因被“剖”了。对比国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产妇甚至会主动要求进行“无指征剖宫产”。
然而，目前的相关讨论可能低估了剖宫产对产妇的潜在影响。与阴道分娩后常见的伤害（如一度或二度阴道或会阴撕裂，或失禁问题）相比，剖宫产的切口在身体层面上不那么明显，有时疼痛的部位也没那么私密，但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索默施泰因在书中分享，她是在亲身经历过之后才意识到关于剖宫产有很多误解。即便产妇不考虑再次生育（顺产对再次生育而言更安全），手术本身对产妇身体也有影响。例如切开腹膜会扰乱“腹腔腔室”内的压力平衡，这关乎女性维持支撑背部的压力，也关乎调动深层核心肌肉的能力，它能让脊柱保持稳定。如果扰乱了它，却没有及时修复，可能暂时可以得过且过，但最终可能导致术后数十年的尿失禁和背部疼痛。
回溯分娩的历史，某一时期内分娩方式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受观念的影响。如今对剖宫产的推崇，与女性“爱惜自己”，无需为后续妊娠计划忍受频繁宫缩阵痛有关，仿佛选择顺产本身就意味着对传统母亲形象的顺从。但在20世纪70年代，今天看来备受争议的顺产却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被视为女性争取身体自主权这一核心诉求的一部分。彼时产妇经常在产房遭到恶意对待，医生为了赶时间，可能还会“用产钳强行助产”，包括“现代分娩之母” 伊娜·梅·加斯金在内，很多先锋女性倡导分娩不应该被医疗化，女性的身体天然具备分娩的能力。这股思潮还强调女性对分娩的恐惧往往是主管臆想的，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分娩更加艰难。
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自然母亲”形象开始受到追捧——不仅追求顺产，还连带鼓励母乳喂养，与宝宝同睡、自制婴儿食品等。这些甚至被视为母爱深沉和个人品质高尚的表现。与此同时，在分娩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风向也逐渐形成，倡导女性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新生儿，却没有任何制度性支持来应对育儿和工作带给她们的双重挑战。
近半个世纪之后，剖宫产所引发的讨论何尝不是彼时关于自然分娩的翻版。索默施泰因发现，在美国语境中，选择剖宫产的女性实际面对的是两种看上去有些矛盾的评价。一方面，剖宫产在大众认知里与懒惰、能力不足，软弱怯懦等负面形象紧密捆绑，仿佛选择剖宫产的女性就是缺乏顺产所需的坚韧与果敢；而另一方面，剖宫产又被视作一种“高端定制”，似乎又是那些不愿直面顺产痛苦的女性群体的不二之选。但不论哪种声音，“实则潜藏着同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她们本质上被认定是存在缺陷的，要么被视作身体或心理层面太过脆弱，要么被贴上自私的标签，被认为根本不愿意全身心投入自然分娩的艰辛中”。
为何剖宫产率居高不下？
尽管国际医疗卫生界认为，剖宫产率保持在10%到15%之间是最为理想的，但近年来全球多地剖宫产率几乎都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其中初产妇剖宫产率尤其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医疗化有关。已知最早提及剖宫产的记录可追溯至13世纪晚期，当时被称作artificium，意为“人工的”。然而以美国为例，这一手术直到20世纪初才成为产科常规操作的一部分，并被视为医学进步和现代化的象征。1950年，美国外科医师学会称，现在女性剖宫产后死亡比率仅为百分之一，而在1920年，这个数字还是十分之一。
这种对技术的痴迷使得医学干预逐渐超越了自然分娩，到后来甚至一度达到了有些激进的地步。1967年，一位美国医生希望他通过剖宫产接生的这个孩子能正好成为美国的第二亿个人，于是选择在当天上午11点整接生（这也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预测的二亿人口节点），最终这个孩子在11点03分发出了第一声啼哭。这一事件在媒体后续的传播中几乎将剖宫产技术“神化”，毕竟“没有什么比将分娩精确安排在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更能显示医生对自然的控制”。
短短几年内，后来的医学培训中，大多数产科医生已经不再接受阴道臀位分娩的训练，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再为那些更愿意接受阴道臀位分娩的女性提供这一选项。在索默施泰因看来，这个过程体现了一种“医疗帝国主义”，“尽管初衷是为了母婴安全，但不加区别地推崇剖宫产，却忽视了掌握阴道臀位分娩技术的重要性，也忽视了一些母亲选择这种分娩方式的个人原因”。同时通过宣称对分娩过程的技术权威，产科医院也间接划定了谁有权参与到接生过程中，而那些世代积累的经验，以及不同代际有过共同经历的女性家庭成员的建议都成了一种“偏门”。
从实际操作层面，医护也乐见剖宫产的流行。毕竟与自然分娩相比，剖宫产效率更高，特别是预约的剖宫产，医院一天可以完成的手术数量远多于自然分娩。医生按服务收费，而非拿固定工资，因此做剖宫产手术的收入也比自然分娩要略高。
《产科医鸿鸟》剧照。
索默施泰因在书中还提到，如果说医疗化是“为了婴儿而牺牲母亲”，那么美国医疗内部的金融化模式则是“把母亲和婴儿都牺牲了”。过去几十年，美国的医疗保健，以及经济领域中其他看似与金融无关的方面，已经转变为一种金融工具，能像股票和债券一样用来赚钱。更重要的是，通过医疗保健来赚钱，和利用医疗保健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两回事，而越来越多医院和医疗保健系统正在朝后者倾斜。医院使用“财务分析”来评估“是否投资于某项活动”，也难怪对患者的护理会成为机构的次要任务。
书中提到一位产妇回忆，产程还没到24小时，人工破水也才大约6个小时，可医生说：“就这样吧。准备做剖宫产。”那天晚些时候，她还在病房里给家人和朋友分享宝宝的照片，没几分钟就收到一条来自保险公司的理赔短讯，关于几小时前硬膜外麻醉的索赔申请。“感觉自己就像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医护还是产妇、婴儿其实都已经被抹去了具体的身份，也谈不上更深度的医患互动，彼此之间仅有的是一种金钱关系。“我们俩已经被简化为一场交易，我和我的分娩，被简化为一台自动取款机。”
不只是产房，
整个妊娠过程都在与母体分离
除了分娩方式的选择外，技术的应用正在向整个妊娠过程迅速蔓延。在作者写作这本书的2023年，美国不少医院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解读胎心监护图记录。分娩过程也被“无时无刻”的信息收集和“即刻可视”的数据分析诉求所裹挟，但这真的有利于实现更好的分娩体验吗？
从推广之初，电子胎儿监护仪就是为了持续性监测分娩过程中胎儿的心率，以此来推断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很多产妇其实都感受过这种心理压力，“监护仪总是监测不到胎心，但实际上宝宝一切正常”。为了让仪器持续处于连接状态，产妇还被告知尽量减少活动，但这其实对分娩不利。此外，有研究表明，对于此前没有剖宫产经历的产妇来说，使用电子胎儿监护仪会提高她们接受剖宫产的可能性，比采用间歇性监测的产妇大概高出81%；但从临床数据来看，这并未有效降低新生儿死亡率、脑瘫发生率或智力障碍发生率。
《产科医鸿鸟》剧照。
这种将“分娩与母体分离”的趋势由来已久。在搜集资料过程中，索默施泰因被20世纪早期的一本产科教科书插图震撼，随着男性参与到分娩过程以及听诊器的引入，助产类书籍中关于女性全身的绘图被逐渐替换为只展示女性的骨盆、生殖器官或胎儿的局部图，不再有母亲身体其余部分的信息。产妇关于自己身体的主观感知也日渐被排除在分娩过程之外。
不仅是电子胎儿监护仪，病历记录方式的更新也无形中拉大了医患之间的距离。现在产科查房只需要面对屏幕敲击，或是在一堆选项框中勾选。考虑到每位医生实际接触和经手的产妇数量之大，电子病历的确提高了效率，能够生成大量的数据。但和实时呈现的监护图一样，我们如此在意数据的完整，却常常忽略其中意义的细微差别和具体情境的影响。相比于产妇的描述，医生更倾向于相信他们所看到的、通过技术手段获取的“事实”。
回到分娩方式的选择，如今很多母亲希望剖宫产的很大原因是不想体验自然分娩前频繁的宫缩阵痛。然而索默施泰因在书中提到，疼痛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多维体验”。有关分娩体验的研究也表明，分娩过程中的疼痛关键不在于疼痛本身，更重要的是其他人对这种疼痛的反应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性会在身体上的疼痛消失很久后，仍然会被分娩前后那种不被倾听的无助困住。这些是任何技术的发展所无法克服的，不是技术还不够先进，而是我们视线看去的方向可能从一开始就偏移了。
正如索默施泰因在全书的末尾所言，今天关于分娩体验的讨论还远远不够。不论选择何种方式，一次良好的分娩体验应该是建立在产妇的自主权上——她们能感受到与周围人的情感联结，以及觉得自己的分娩经历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它需要的是我们从源头重新思考，到底哪些类型的“知识”和“叙述”才真正有益于这一生命神圣时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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